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柴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上诉人柴某贩卖、运输毒品、赌博一案的二审辩护人，现就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柴某、李某于2009年7月去四川省德阳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贩卖运输毒品的证据不足。
   （一）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来自于上诉人柴某的供述、证人王某和颜某的证言。证人颜某陈述其跟李某在同一监室，是李某告诉他关于贩卖毒品的事情，向公安机关反映，对于颜某的证言也只能作为举报的线索。公安机关询问颜某的时间是2009年8月26日14点到15点05分，询问人是**市公安局常安派出所的郎某和张某两位民警。十分钟之后的15点15分，这两位民警又第一次提讯了上诉人柴某。在这次讯问中，民警问上诉人“你有无犯罪？”上诉人答“我没有犯罪”。接着民警又问“请你将你做过的违法犯罪事情讲一下”，上诉人答“好的......”。在上诉人说完“我没有犯罪”的话之后，民警对上诉人讲了些什么话，致使上诉人的态度完全转变？显然公安机关在回避一些事实，故意对其中的内容不作全面记录。从证人颜某所陈述的上诉人购买毒品的价格、数量等情况也与上诉人供述的内容不相符合，而同案被告人李某在公安机关的几次供述中也根本没有提到跟上诉人去四川德阳等地贩卖运输毒品的事实。证人王某证明在2009年6、7月间，有4、5天联系不上李某和柴某，后来听说二人好像到外面购买毒品去了，其证言作为传来证据，其证明力非常低下，根本无法直接证实二被告人去四川德阳等地贩卖运输毒品的事实。所以，在上诉人柴某的供述的形成存在合理性怀疑，证人证言又不能与上诉人供述相印证的情况下，仅凭上诉人一人的供述，不能认定上诉人实施了该笔犯罪，更不能对其进行处罚。
   （二）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参与去四川省德阳市等地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也没有证据证明买回的“毒品”中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柴某、李某从四川德阳等地购买的“毒品”全部被李某在富阳贩卖完毕的事实，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在上诉人柴某的出租房内查获的364颗麻古是本案全体被告人2009年8月从湖北宜昌购买的，与从四川德阳购买回来的毒品无关，所以不能因为查获的毒品中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就推定二被告人在四川德阳购买的毒品也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二、上诉人系贩卖、运输毒品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上诉人柴某本人是吸毒人员，曾经向李某购买过毒品用于自己吸食。2009年8月初，李德忠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并不情愿，但迫于被告人李某威逼，又害怕李某将以前所借的钱不还，才把1万元出借给李某，又在李某的要求下把车借给其使用。在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中，均由李某提出犯意，并由其去购买、贩卖毒品，上诉人只负责开车，被动的参与李某的犯罪行为，而且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上诉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李某，不应将二人相提并论，从整个犯罪过程看，上诉人柴某应当属于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再者，《刑法》中虽然规定了贩卖、运输毒品罪是以毒品数量的多少作为判处刑罚的标准，但在量刑时也应该考虑到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次数，若一概而论，则难以体现刑罚的公平、公正。
      三、上诉人在赌博犯罪中的地位是从属于骆某的，开场子的建议是骆某提出的，抽头多少以及上诉人能分得多少好处也是由骆某决定的，上诉人在2009年5月7日、8日之间参与了一次赌博行为，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两次，并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上诉人积极交代了参赌的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上诉人犯罪时还未满20周岁，因不谙世事而误入歧途，其归案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恳请二审法院能从“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政策出发，对上诉人判处公正的刑罚。谢谢！

                                                 辩护人：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
                                                                  俞琴  律师
                                                             2012年6月4日